据白崇禧机要秘书谢和赓（中共秘密党员）回忆，台儿庄战役前夕，有一桩重要史件，这就是周恩来与白祟禧在武汉的会晤。因白崇禧奉命将赴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所以，周恩来委托爱国抗日将军黄琪翔善安排双方晤谈。1938年3月10日的一个暴风雨之夜，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准时来到白崇禧所在的熊廷弼路寓所。    

对于这次会谈，白祟禧自始至终没有向蒋介石报告过，新闻界更没有披露过。这次会谈是周恩来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任务的一次重要活动，是向白崇禧阐明，中共方面真诚支持李宗仁打好台儿庄战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良好时机。在白崇禧官邸随从白参加会谈的还有军令部作战厅厅长刘斐、第三十一军军长刘士毅、高参刘仁、机要参谋刘维周、机要秘书谢和赓（中共秘密党员）。因谢的母亲也姓刘，谢和赓作诗戏云:“四刘随白会周叶，内幕知情有半刘。”即随从人员是“四个半刘”。

会议室灯明几亮，墙上挂着军用地图。首先，刘斐介绍了五战区的兵力部署，国军计划运用的战略战术和战区情况。周恩来接着分析了敌我态势：日寇在攻占南京后，气焰愈加嚣张，不可一世。如果在台儿庄战役不坚决挫败敌人精锐的师团，对以后的全国抗战尤其是武汉保卫战，必然十分不利。

周恩来表示，中共将真诚地拥护李宗仁将军打好台儿庄战役，并将给予全力地支持和配合。已命令张云逸部新四军和游击队，在津浦线南段加强活动，配合桂系李品仙集团军等牵制日军北上，支援第五战区的友军，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截断敌人的供给，夜袭敌人的重要据点。同时，将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身份，赶赴徐州向李宗仁表示，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则在津浦路北段牵制日军南下，竭尽全力来支持第五战区的台儿庄战役。并提醒务将贯彻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作战方针，使国军能够以地广和人和的优势，去对付日寇不利的地广（即侵华战线太深广）和不利的人和（即人口少）。

在徐州会战的台儿庄战役中，很多人都将首功给了李宗仁，但整个战役也是离不开白崇禧和刘斐的谋划。1938年3月24日，台儿庄大战之始，蒋介石前来视察，将随行的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军令部次长林蔚，军委高级参谋王鸿韶（字真吾，后留任五战区副参谋长）、作战厅厅长刘斐及白崇禧副参谋总长办公室中校秘书谢和赓（中共秘密党员）、参议刘仲容、办公室主任王泽民、上校参谋海竟强、中校参谋周竟、副官张湘泽等人组成参谋团，留在五战区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在日军中，时有对国军中推崇的3个半兵家（战略家）的说法，即白崇禧、杨杰、蒋百里和刘斐，其中刘斐算是半个，参谋团的分量可见一斑。刘斐不负众望，他在分析敌我形式后，利用日军第十师团轻敌冒进的心理，用兵力的绝对优势和部队装备轻快的有利条件，大胆实行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最终取得台儿庄获得大捷。白崇禧是李宗仁的老搭档了，二人是新桂系首领，共同奋斗多年，亲密无间，互相知之甚深，各自的品格、性情、用兵方略都互相了解，配合融恰。刘斐素来是桂系的智囊，留白崇禧、刘斐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确实是再恰当不过的人选。作为军令部次长的林蔚、第一厅厅长的刘斐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也利于统帅部与第五战区的上下沟通，这一安排可谓蒋介石用心良苦。

24日晚12时，白崇禧、刘斐等就在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的陪同下，亲临台儿庄前线视察。白崇禧到达运河南岸韩家寺第二集团军司令孙连仲的指挥所，听取了孙连仲的汇报，然后又来到台儿庄南站第三十一师师部了解战况。在台儿庄火车南站大楼顶上，白崇禧望眼之外火光冲天，枪声零落，白崇禧认为台儿庄是第五战区旋转轴；又得知三十一师仅装备有步机枪与迫击炮，急需大炮支援时，白即在师部与徐州李宗仁、开封程潜通了电话，李、程答应即调野炮、战防炮、坦克队来台儿庄。不久，炮第十团之第一、二两营，重炮第一连，坦克防御炮第一连，坦克第三中队即调到台儿庄一线。

据《白崇禧口述自传》：台儿庄会战，他和刘斐第人常至战地视察，与各军、各师之高级将领联络，并代表武汉大本营蒋委员长面致慰问。3月31日拂晓，李宗仁与白崇禧、刘斐等亲自到台儿庄郊外，指挥对入侵台儿庄日军的歼灭战。

著名国际学者，时任第三十一师战地记者的盛成在《盛成台儿庄纪事》一书之“前线慰劳报告”中写道：“晚九时回城，我（池峰城）将所判断之敌情报当晚到台儿庄之白副总长，敌人因连日之夜袭，疲劳过度，因阵线太乱，伤亡太多，同时又发觉我汤军团在右翼七八十里地，沿途迂回中。我判断敌人整顿反攻，大量增援反攻；白副总长判断敌人还要来，今日退却系不得已退却。他说：‘无论在任何时期，要确保台儿庄。’我问新到的二十七师如何使用法。他说：‘用一旅控制黄林庄，如敌人反攻台儿庄，可同出击，……’二十七日，敌大举增兵，……猛扑台儿庄。”

战地记者范长江在《好转中的气象》中写道：“台儿庄达到紧要关头（三月尾），前方部队的死伤越来越大，各级司令部一步一步地往前移，希望用‘督战’的方法，提高前线的士气。李司令长官偕同白崇禧设行营于台儿庄南十余里乡村，孙连仲司令部更前进至敌军重炮射程以内，直接指挥台儿庄作战的池峰城师长简直就在台儿庄南面一里路的铁道桥下。”

4月3日，白崇禧陪着伊文思·卡尔逊一行到达台儿庄附近。当代著名作家曾德厚著《口琴与匕首——卡尔逊传》写道：“于是，卡尔逊等人被请上李将军的专用列车，同车前往的还有白崇禧将军。白将军那时候还是蒋介石的副总参谋长。”也佐证了白崇禧、刘斐等在台儿庄的战斗经历。

第五战区少将高级参谋余定华担任前线各作战部队的联络工作。据他回忆：1938年4月初，白崇禧、林蔚、刘斐回到了徐州一起商量台儿庄总攻，此时我也从台儿庄前线回到了徐州，适广西省政府派总务处长孙仁霖率各厅、处长来徐州慰问。李宗仁在长官部大宴宾客，济济一堂。席间白崇禧说：“这次总攻，要把敌人赶到东海去。”

从这些史料及回忆录看，白崇禧在台儿庄战役前后一个月的时间里，几乎“长”在了台儿庄，刘斐于台儿庄大捷后离开，回武汉军令部。因台儿庄大捷，刘斐也坐稳了对日作战国军首席幕僚的位置。

台儿庄大捷后，日军调集10万余人，欲包围我60万大军。情势危急。

刘斐撰文回忆道：

蒋介石对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在作战指导上和统帅部之间的分歧很担心。大约是五月十一或十二日下午，蒋突然给我一个电话，要我立即赴飞机场同他飞郑州一行。当我到达机场时，知道还有军令部次长林蔚同去。我们在飞机上曾对当时的情况有所研讨。蒋承认徐州的状况正处在危险关头，对五月十一日的作战指示是否能贯彻执行很关心。我们进一步研究到，即使贯彻十一日的指示，鲁南兵团在运河的防守，能否保持到鲁西兵团和陇海兵团反包围作战的胜利，也还是问题。

飞机到达郑州已近黄昏，我们休息了一会，蒋介石马上找我和林蔚谈话，表示他对徐州的情况很担心，深怕李宗仁不马上执行五月十二日的命令（注：各兵团交叉掩护撤退），则徐州后方联络线将被切断，以后就更不好办了。末了，蒋介石很郑重地说：“我再三考虑，只有我自己亲自去徐州跑一趟，要李德邻赶快行动才好。你们看怎么样？”

我估计蒋的本意就是自己不想去，否则，他领着我们一道去就是了，何必再问。因此我表示：“委员长亲自去未免太冒险，由我去传达委员长意旨就行了。”林蔚也跟着我：“只要我们去就行了。”蒋马上说：“你们两人去也好。你们去同德邻说，这个是敌人的大包围，不赶快想办法，几十万大军会丢掉的。你们还要向各级将领讲明白，要他们贯彻统帅部的命令。只要大家齐心，首先各个击破淮北、鲁西方面的敌人，再对鲁南转移攻势，胜利是有把握的，有把握的。”他并说：“我已经叫他们准备了一列专车，你们马上就去。你们一路上也要当心。我马上通知沿途各站将领，要他们到车站来向你们报告情况。”

5月14日，白崇禧在运河南站参加举行的高级军事会议，到会的有李宗仁、徐永昌参谋总长、林蔚次长、刘斐厅长、孙连仲、于学忠两总司令、汤恩伯、张自忠两军团长等，部署徐州总退却（《河南文史资料》第23辑，张轸“一一〇师参加台儿庄左翼作战的回忆”）。15日，第五战区司令部自徐州城内移往南门外段家花园，19日，徐州沦陷。白崇禧、林蔚、刘斐等人随李宗仁长官部辗转突围，于29日回到武汉。

刘斐青年时期照片

1949年初，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乘胜追击，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的形势下，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亲自打电话给在武汉的刘斐，希望刘斐作国民党的谈判代表赴北平进行和谈。随后刘斐便和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于1949年4月1日到达北平。经半个月的谈判，双方达成了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平协定》。

4月中旬的一天，毛主席和朱德的邀约同属桂系的黄绍竑和刘斐，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

刘斐向新华社记者李尚志生动形象地追忆了这段往事（见1979年1月2日《人民日报》），他说：

毛主席说询问我们到北京的生活情况之后说：“刘先生，你是湖南人吧？”我说：“我是醴陵人，与主席邻县，是老乡”。

“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哩！”

其实，毛主席对刘斐并不是不了解，只是没有见过面。抗日战争结束后，毛主席到重庆谈判，为了毛主席的安全，刘斐协助周恩来做过不少有效的策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主席在京多次接见刘斐，还常谈及此事。听着毛主席一口浓重的湖南乡音，刘斐紧张的心情减去大半。

……“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

“第一、蒋介石靠不住；

第二、美国帝国主义靠不住；

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

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子力量也靠不住；

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

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

刘斐用力的点了点头，十分同意毛主席的见解。

……当说到个人爱好时，趁机将自己疑虑的一个问题试探主席，便问：“您会打麻将吗？”

“晓得些！晓得些！”毛主席回答说。

“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

主席听了差点失笑喷饭，立即说：“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

毛主席思想机敏，心胸开阔，寓意弥深。更加坚定了刘斐选择新道路的决心。

毛主席和程潜、张治中、刘斐等原国民党将领

由于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刘斐和代表们决心不回南京，全体留北平，并全体签名复信何应钦，表明态度。为尽最后的努力争取李宗仁、白崇禧，刘斐不顾个人安危由北平去香港，苦口婆心规劝他们起义，但未能奏效。8月13日，他联合44位国民党知名人士，签名发表了《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宣布起义。8月下旬，刘斐以特邀人士的身份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始了他新的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斐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国防研究小组副组长（后成立国防委员会，被任命为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部长、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三、四届常务委员，第五届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副主席等职。

1949年10月至1950年3月间，在他去武汉供职之前，毛主席与他的几次谈话，更使他感到党亲切和毛主席的伟大和英明。

刘斐这样回忆：

有一次，毛主席亲切地叫着我的字号，问我：“为章，你看我们国能不能统一？国家能不能建设好？”

……“古人有言：‘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共产党取此政策，百川焉能不归大海！”

刘斐十分兴奋第说道。

1950年春，毛主席决定出访苏联，但是在临走之时，毛主席仍然关心着刘斐。

当刘少奇从国内来电报告民主人士的安排问题的时候，毛主席在回电中建议刘斐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长。

毛主席回国后，在刘斐上任的前一天，毛主席专门将刘斐请到中南海，和主持中南军政委员会工作的邓子恢见面。刘斐回忆道：

我们谈起了《共同纲领》。我说：“我的体会，《共同纲领》是四路纵队（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前进，向左看齐，跟工人阶级走。”

主席听了笑着说：“是的，但是以后还要展开变成横队的哩！”毛主席这句话发人深省。

……我向毛主席说：“我是水利问题的门外汉，恐怕胜任不了工作。”

毛主席鼓励我说：“不懂你就学嘛，有问题你就去请教群众嘛。要边学边干，哪有天生的内行呀!”

饭后，主席送我出来时又谆谆叮嘱说：“为章，有什么因难你要向群众请教。”

毛主席的几次谈话，不仅使刘斐增添了革命的勇气和信心，而且也为他指明了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和道路，所以其后他常说：“中山先生是我革命的良师，毛主席也是我革命的良师啊！”

1954年夏，中南行政委员会撤销，中央调刘斐回北京。回京后，他专心致力于祖国的统一大业。他通过新闻媒体发表谈话，撰写文章，敦促台湾国民党当局不要忘记孙中山先生的遗训，应当顺乎历史潮流和人民的意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尽早举行两党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他心情振奋，在接受新华社记者访问时说：“1949年，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致使祖国今日仍未实现统一。回首往事，令人痛心！今天，国际、国内的形势都很好。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面前。我想，在台湾的故旧、友好也不无感慨吧！30年来，我对共产党、毛主席关于爱国一家，不念旧恶，一切向前看的政策体会颇深。每一个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谁不愿意看到祖国的统一呢？祖国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当年，我是代表国民党到北京来和谈的，而今，如果身体允许、台北欢迎，我这八十老人真想再飞往台北，会会故旧，共商祖国统一的大业哩！”

他还撰写《学习孙中山为祖国统一奋斗到底的精神》一文，一再奉劝台湾当局“早下决心”，通过“对等谈判”，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

他在弥留之际还劝告台湾当局，“应当以民族大义为重，尽早实现和谈，完成全国统一，争取在我们这代人还健在的时候，大家欢聚一堂，共庆祖国的完全统一。”

刘斐和屈武在《和平统一  振兴中华——纪念邵力子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再《人民日报》1982年6月26日）一文中写道：“青史有情，一切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人民总是不会忘记的！”这也是刘斐将军自身的写照。

1986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同志为刘斐题词：学习刘斐将军的高尚精神，为实现祖国统一而奋斗。屈武说：“其高瞻远瞩，临事决断，都说明他是一位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物。”“他是军事家，也是可称为国士的政治家。”刘澜涛：“刘斐同志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一位卓越领导人，也是我们党的一位真诚朋友。”